刘功润:征富人税穷人重新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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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润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由来已久。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的影响下进行了跨区域配置,但由于诸多因素,对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约仍然很多:中西部农村进入东部城市就业的人口将长期享受不到完全的公民待遇,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将大大降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往往不会把进入中西部地区作为自己的首选,而是更愿意流向软硬环境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足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提法表明,在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生产效率,扩大“蛋糕”,而且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把“蛋糕”分好。

近年来,我们都注意到了一个趋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中国现代都市圈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根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2022年大都市圈城市化将“取得显著进展”,2035年将“形成几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圈”。

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突出,另一方面,资源加速向大城市集聚,建设现代都市圈。两者矛盾吗?从表面和短期现象来看,现代都市圈建设形成的虹吸效应似乎会使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外流,扩大地区差距。一个简单的观点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东部扶持西部,发达地区“反哺”不发达地区,高一点的弥补低一点的,很容易解决。你真的能做到吗?显然,问题没那么简单。

公平与效率能兼得吗

我们来讨论一下“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现实中,公平与效率往往是矛盾的:追求效率可能不公平;当我们谈论公平时,我们可能会失去效率。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但没有结果。公平和效率是“鱼”和“熊掌”之类的好东西。目前,中国人普遍坚持一种观点,即初次分配强调效率,而二次分配追求公平。理论上,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无论是一开始的“快与好”,还是后来提倡的“好与快”,公平与效率似乎总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那么,我们能同时拥有公平和效率吗?“效率”很好说,因为有量化指标;很难说“公平”。什么是公平没有客观标准,很多方面无法量化,难以操作。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曾提出著名的“漏桶原则”:假设在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里,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生活在东方和西方,国家每天向两个地区分配等量的稀饭。东部的富人数量少,相对来说也有很多的同族。有钱人喝不到粥就倒掉喂小狗小猫,浪费了不少;而穷人多,粥不够喝,很多人饿了。穷人说不公平。因此,政府决定用富人的锅煮粥,分给穷人。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好,但是为了给穷人送粥,政府不得不买一桶粥,雇一个挑桶人。有时候很不幸,它用的桶还是漏桶。这样,政府给穷人送粥的时候,就散了,一路上错过了很多。为了实现公平,政府增加了大量支出,甚至冷落了粥,这就是效率的损失。故事的实际意思是,政府向富人收税,把税转给穷人,但最后,穷人得到的实际上比富人少得多。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一些类似的事件。比如某县筹集了几万的救助资金,但实际落实到受灾群众头上的救助资金却严重减少,甚至很少。在这一层环节中,各种管理费和人事费都被扣除了,还有一部分钱无可奈何地丢失了。

如何实现博弈均衡

原因很简单,“效率”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丧失,国民收入的蛋糕变小。为了公平,国家征税,所以要雇税务员,盖办公楼,发工资,这些都来自国民收入。还有一个负面影响:一方面,收入越高,缴纳的税收越多,富人投资赚钱的积极性就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穷人有工作谋生,他们将失去政府补贴,所以他宁愿等待国家救济,而不是去工作。所以,本质上,公平和效率是一种利益博弈。富人害怕失去利益,所以崇尚效率,反对公平;穷人不承担成本,所以支持公平,批判效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达到一定的博弈均衡。

这是什么博弈均衡?从现实社会领域来看,当今社会阶层日益复杂,社会利益多元化,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构成了真正的公平与效率生态。不要“恨富”,不要“太穷”,各层次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是一种博弈均衡,也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想秩序。

由此很容易理解现代都市圈发展战略的合法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在区域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更根本的是最大化机会公平,调动各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创造财富,在尽量少浪费的同时尽量把“蛋糕”做大,促使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最终实现国民收入分配与人口地域分配的基本重合。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均衡发展永远是相对的,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各种发展条件的成熟往往不是靠人的意志转移的,哪个因素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往往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传统意义上的沿海地区是经贸活动最方便的地区,但发达的瑞士和奥地利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多为山区,而F

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一个地区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尊重产业集聚的自治性,并以此带动扩散,形成各种特色产业区域。都市圈的建立旨在促进圈内不同区域间优势资源的联动,实现基础设施、生产、交通和服务的一体化进程。主要依靠经济相对发达的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缩小都市区内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内圈内的博弈平衡,从点带面推动区域整体城市化进程。

现代都市圈的建立必然会促进都市圈不同城市的均衡发展,但不同类型都市圈之间的区域发展层级现象在短期内难以缓解。长期以来,北、广、深已经成为中国商业、贸易、金融、医疗、教育等的枢纽中心,以这四个超一线城市为核心城市的都市圈发展具有独特优势。因为大部分大企业更愿意在核心城市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居民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生活保障更好。因此,中国大都市区核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普遍远远落后于大都市区的其他城市。虽然不同类型都市区的发展速度和成就程度不同,但每个都市区的发展都会比自己的过去有所提高,中国综合整体实力的提高也会明显从中受益。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9年,全国各省GDP大幅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快速提升。

重要的是风景长,要醒目。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资本和原材料的短缺逐渐缓解,运输成本的比重不断降低,信息的可获得性普遍提高,影响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的传统不利因素越来越不重要。同时,环境污染相对较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进一步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为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来,中西部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如重庆、成都、Xi、武汉、郑州、合肥、贵阳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区域内交通、能源、电信等硬设施的综合发展外,这些地方整体的商业软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未来,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所有现代都市圈都将积极发挥区域主体作用,中西部地区也将充分展示后发优势,实现新一轮高质量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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